5月31日，知名国际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作者Mark Dreyer的文章《Why China is so bad at football（中国足球为何如此糟糕）》，他深度剖析了中国足球水平难以提高，长期无缘世界杯的困境。

以下是文章摘选：

当2026年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充到48支时，亚洲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亚洲获得了8个直接晋级名额，外加一个附加赛名额——比之前的4个直接晋级名额加一个附加赛名额的安排有了显著提升。2026年亚洲球队的参赛名额几乎翻了一番，那么拥有庞大人口、足球投入巨大、且高层关注这项运动的中国，难道不应该能够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吗？

结果却远非如此。中国队在小组赛中落后于阿曼、印度尼西亚，甚至巴勒斯坦等地区强队，连争夺最后两个参赛名额的第四轮都没能进入，几乎毫无征程地退出了预选赛。男足只能梦想着能像女足那样取得尚可的成绩。女足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获得参赛资格，她们还曾在1999年闯入世界杯决赛。

2015年，一项庞大的计划出台，该计划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为足球投资打开了闸门，不仅用于中国国内联赛，也用于中国俱乐部对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收购。不到两年后，包括阿森纳主帅温格和切尔西主帅孔蒂在内的英超教练们开始公开担忧中国联赛的财力以及其对欧洲联赛构成的威胁。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答案并非源于过度扩张，而是源于管控失当，包括腐败丑闻、过度干预以及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构建的足球理念。

如今，中国国内足球一片混乱。中超联赛超过半数的俱乐部因涉嫌操纵比赛、赌博和腐败而受到处罚，赛季伊始便以负分开局。赛季进行到第十轮，天津津门虎队的分数仍未转正。

过度的干预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中国，足球运动受到体育主管部门的干预，中国完全有能力大规模生产高质量的电动汽车。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情况就更复杂了。

至于自上而下的规划，中国沿用了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动汽车制造等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同一套方法。但成功的足球文化通常是混乱的、本土化的、自然形成的。它们依赖于孩子们的街头足球文化、俱乐部在社区的扎根以及人才在成体系的联赛金字塔中逐步涌现。因此，尽管中国的治理本能是标准化、监管和规模化成功，但足球往往恰恰在权威放松的地方，在体制本身难以容忍的社区中蓬勃发展。

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是，中国对世界杯的兴趣已经降至冰点，以至于在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官方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之间仍未签署任何转播协议。最终在五月中旬达成协议，但据报道，国际足联接受了约6000万美元——仅为最初要求的五分之一。

中国在个人奥运项目中表现出色，因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和集中化的训练体系来打造。相比之下，足球则依赖于即兴发挥、不可预测性和深厚的基层基础。十年前，中超联赛短暂的巨额投入吸引了众多知名外援，但对提升国内水平却收效甚微。

因此，中国方面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举办世界杯在某些层面已不再合理。如果一场组织完美的赛事最终以一场惨败告终，占据全球新闻头条，那么主导的官员也难以从中获得多少赞誉。十年前，他们将足球视为一项战略产业。而如今，它更像是一种声誉负担。

当然，如果中国参赛，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益——但真正的输家是那些对足球依然充满热情的中国球迷。